今天去了闽都乡学攀讲馆

周六那天中国移动的福州评话宣传活动上，我结识了陈明安老师。陈老师在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俗称“英华斋”，前身“鹤龄英华书院”）教数学，业余时间都投入于福州文化艺术创作方面。从见面的第一刻起，他就不断地支持和鼓励我，令我感到无限温暖。他邀请我周日去乌山道山观参加闽都乡学的攀讲馆。翌日，我第一次去了攀讲馆。

攀讲馆里的听众并不都是不会说福州话的人。福州本地的中老年人就占了大半，他们完全是出于淳朴的母语情结，愉快地练习着他们根本不必练习的语言。剩下是以女性居多的在福州工作的外地人，要承认，他们学习福州话的热情超乎我的想象。我没有看到中小学生，只看到两个年轻的福州少妇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她们在认真地教她说日常用语和读儿歌，小女孩也饶有兴致地学着。我坐在陈明安老先生和另一位大约 60 岁的女老师后面，听他们交谈。我不知道那位女老师是什么身份，但从她的谈吐来看，她也是个文化层次较高的福州人。

课程结束后，陈老将我引荐给方炳桂老师。方老周围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市政府的人在跟他商量下周评选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人的事宜，鼓楼区委的人在约他安排一次福州话演讲比赛，好不容易陈老和我才挤到他身边。陈老介绍我的第一句话是“只隻后生囝名 Ngiù Dŭng，就是海墘论坛研究罗马字许隻……”。我兴奋不已，因为这是我廿多年来第一次在生活中听到别人用文读音 Ngiù 来读我的姓（所有人都读 Ngù）。由于方老身边的人实在太多，我只和方老简单谈了几句我认为最重要的。我问他，要如何在青少年中间推广母语？方老说，他们闽都乡学已经在鼓楼的一些小学作试点，目前的阻力是来自于部分家长——他们不喜欢小孩子学方言。我告诉方老，如果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比如编写音韵教材或是其他，我都愿意出力。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就结束了短暂的谈话。

虽然课程已结束，可是还是有很多外地人留在那里到处找福州本地人请他们指导语音发音，我在跨出门槛时突然有种极强烈的意识：这些人此时需要我——于是我陪他们留下来了。因为我在攀讲馆一直尽我所能地很标准很清晰地说福州话，所以没人听出我是两个声，都以为我是本洋福州人。我站在中间指导他们发音、朗读，在辛苦中发现两件我在网络上绝对不可能意识到的事情：

第一，绝大部分学习福州话的人对理论知识根本没有兴趣，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掌握发音、词汇和对话，以此来拓展语言能力。一位衣着雍容华贵的东北女人告诉我，那七八个声调的，上周才教的回家就忘光了，但是学的那几个句子她却深深印在脑海里。她渴望能学到更多的句子。

第二，要纠正他们把普通话里不存在的音读正确，困难程度非同小可。我为了教会一个重庆来的女性如何发[œ]这个音，想出了各种方式，包括画出嘴唇形状或者是把舌头的位置伸给她看，可她就是怎么也学不会。最后她只好用手机把我的发音录下来，但我认为这种方式依然无济于事。

临下山的时候，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这些外地人，让他们有问题可以来找我。最后跟我一齐下山的还是那位重庆女人，她一边下山还一边叫我朗读一些儿歌给她听，她一边跟着读，然后我一边纠正她。后来在山下等公交车，她问我：“福州话为什么这么难学？她小时候从安徽去重庆，才几个月就把四川话学会了；来福州整整八年，就是学不会。”我说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福州话真的超级难学，第二是福州社会存在偏见，在公共场合很难找到学福州话的机会。她问我为什么福州社会会有这种偏见，我没有回答她，只是笑了笑。这时，公车来了，她突然回头对我说了句令我震撼无比的话：“不管是什么语言，我们都不能让它消亡。”

念夏冰

3 月 28 日，好友孙夏冰因癌症病逝。我未能实践我的诺言，赶往连江去看望他，只是最后读到了他在病榻上写下的零星随笔：

我是崇尚奋斗，崇尚追求的。或许世事不遂人愿，你没有成功，当你追求过，这就是一种完美。因此，我憎恶功利的意大利足球，推崇唯美、唯过程的荷兰队，可惜这支理想主义的唯美球队极少夺冠（或许这是一个必然归宿？）。我想：或许我没资格说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所言之壮语，但我可以说：‘我来了，我战斗了，我为此满足。’……

在一个人人都务实地行走的时代，一个向往太阳的孩子，常常有飞翔的冲动，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怜的孩子，你的懦弱又使你不值得怜悯。

三年过去了，不少认识已与当年大相径庭。唯一绝对没变的是那傻傻的抱负——也许可以在我的墓碑上刻上一行字：1984-11-4——20??-?-?，半个理想主义者。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忍受着失眠的煎熬，试图想通一些道理。廿年来，孙夏冰从来都是我们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是北大的高才生，学术的成就自不必言；业余时间，他也在思考生命，思考宗教，思考哲学，思考母语，思考永恒……如果夏冰的生命没有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戛然而止，他一定会成就为一个真真正正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仓促得令我们来不及呼吸，夏冰就被病魔吞噬了；他曾经追求的完美，仿佛是失去了啫喱粉的果冻，融化了，再也凝不成晶莹剔透的布丁了……生命竟如此脆弱，于我心有戚戚焉。告诉我：这究竟是谁的意念，竟可以摧毁此等高贵的生命？是不是，我自己的生命也将这样转瞬即逝——甚至，我的灵魂也一样地会随着躯壳的毁灭一同消逝？小信的我，还相信永生吗？？？

我从一阵痛苦的迷思中惊醒，闪现在我大脑里的是几年前读过的帕斯卡的一句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柔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一根芦苇，和广袤无垠不可一世的大自然比起来，是多么地狭隘与藐小呀！他在风雨的暴戾下弯腰，在烈日的骄奢下萎枯，手指的轻轻一拈，他便连根断去，不复存焉……可是，谁说他就这么死去了呢？因为他不是一般的芦苇，他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没错，这根芦苇，他将因为他的思想而存在 ——而且是永远地存在，谁也无法剥夺。大自然可以轻松地斩断一根芦苇，却永远不能抹杀去他的思想。这是多么尊贵的一根芦苇！

我兴奋地爬起床，打开书柜，翻开《沉思录》查找这句话的出处。我想着夏冰，泪流满面，用颤抖的声音读出了这句话的后半段：“不必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置其于死地。然而，即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死命的宇宙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也知道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故此，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爱与恨的浅思

连日来新闻媒体中洪水（红水）一般铺天盖地的宣传不断刺激着我的神经，以至于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捂住耳朵闭上眼睛静静地思考人性中最本质也最朴素的问题。嘈杂纷争的世界在你我心里留下了过多的渣滓，但在心灵的暴风骤雨的冲洗过滤下，我最终只找到两样属于人类真实情感的东西——爱与恨。它们是被诗人与戏剧家们反复吟唱、经久不衰的主题。

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在爱里，我们无须忍受孤独；在爱里，我们欣快若狂；在爱里，诗歌和戏剧的天堂美景不再是奢望。如果有什么事物居然能使我对这个污浊丑恶的世界产生恋恋不舍之情，那就是爱了。爱最奇异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是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世界各国的语言里都有表达“一见钟情”这种神奇境遇的固定词组，就足对其普世性窥豹一斑，譬如，英语的“love at first sight”，德语的“Liebe auf den ersten Blick”。人们不但可以无缘由无保留地爱上一位素昧平生的人，甚至还可以爱上自己的敌人，就如同耶稣上山上宝训中所教导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 5:44）

爱的奇妙不可言喻，它甚至可以不需要逻辑，但是它的对立面——恨，却绝不可以。理由依然是人类追逐、向往快乐的本性：我们在爱一个人的过程中能体验到内心的富足与畅乐，然而亘古未有人会从恨一个人的过程中体验到任何正面的积极的情感——相反地，仇恨会使人们变得愈加刻薄愈加苦痛。所以，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你一定会认可这样的说法：当我们决定去恨一个人之前，必定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让自己的心灵盛满尖酸苦楚的水。

所以我想说——尤其是想对那些狂傲、剌戾、怙恶不悛的芸芸众生说：纵然人世间有无缘无故的爱，但绝对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倘若仇恨不幸已然萌生，那势必是施恨者与被恨者双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悲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的。所以当我们抬起头瞥见这个混乱的世界时，很容易注意到，被恨者经常把自己扮演成无辜受害人的角色，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御用各种手段报复施恨者。彼此投桃报李，如此这般，仇恨愈积愈旺，最终将酿成任何一方都无法下咽的苦酒。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恨，这就是宏至国家、民族间，细至家庭、个人间，悲惨剧目交替上演之根本原因。

本月暴发的骚乱事件，本应成为促使我们深入反思自己民族历史的一个绝佳机会（什么历史？一段源远流长的被人奴役、奴役别人、又奴役自己的历史），但是，没有。固然我本人无意于对神圣的国家或民族观妄添刍议，本来嘛，当代历史的正确与否就只能留予后来人论断，今人的一切聒噪皆是徒然；但是，我不会如此轻易地选择无为，我会热情地去传播人类关于爱与恨的正确知识；对于我的敌人——那些到了廿一世纪还完全不理解什么是爱，且竭力在人民心中播撒仇恨种子的人，还有教育界、新闻界狼奶喂养者，我竖着两根中指鄙视你们。

以上，便是我关于爱与恨的一点浅思。